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司法自我克制法院作为统治者侍女的假定遵守这样的策略性选择，即法官不管在威权还是在民主环境下都做同样的事情【7】。唐学亮译（西安交通大学）二十年前，马丁·夏皮罗就积极推动公法学者拓展他们的视野，并且开始研究全部公法而不止于宪法，全部法院而不止于最高法院，全部立法者而不止于法官，全部国家而不止于美国（夏皮罗，1989）。
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大多数国家如果说不是公开的威权国家的话，也应最恰当被称作非自由国家。因为有这些辅助法院在身边候命，威权统治者就可以授予常规法院以实质程度的自治。其中有些功能对威权政权来说是尤其特别的，但是其他一些则代表了政府的更一般的困境。相反，传统的政治精英控制着法院系统法官梯队的上层，这就约束了那些没有兑现致力于形式化（thin）法治概念的法官【9】。这种制度性的结构最终能使政权操纵司法和容忍司法能动主义，并且一直声称尊重和服从独立的法治制度。
在弗朗哥的西班牙，玖斯·陶哈瑞（Jose Toharia,1975:495）这样说到，关于他们的选择，晋升，分配和任期，目前西班牙法官看上去是相当独立于行政机构的。中国政权把法治作为其合法化策略的中心构成部分（Peerendoom 2002）,这也支持了兰骓的研究。[8]《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按甲类职务任免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复函》，1980 年 12月23 日，（80）干办字652 号。
[27]《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 年 7 月 1 日通过）第 21、22 条。[11]结合最高法院政治部关于法官等级评定的通知，可以清楚地识别出中国四级法院院长对应于同级政府的职级：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对应副总理级，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对应正部长级，其他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对应副部长级。为了保证党委提名的人选通过，地方人大常委会需要做工作。酝酿一词含义深刻，意义颇值寻味。
如果在一些事态上院长与地方党委发生冲突，作为上级党委管理的干部，法院院长可以超脱，但其他人员不可能超脱。[6]从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首长的职级位置来看，两院首长是套用政府的行政职级，处于同级政府副职的位置。
[33]这样，地方人大在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上，支配力有相当一部分转为地方党委行使。按照 1984 年中央组织部的规定，在干部管理体制上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适当下放人事管理权，中央组织部由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央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19]在制度之外的实际的人选决定上，本级党委的意见亦举足轻重。[26]西方选举经验表明在差额选举中，对投票者越陌生的人越容易当选，等额选举则相反。
[31]这种监督权力的根源在于《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除地方人大对于本级法院院长人事任命的决定权之外，对于本级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委会委员、副院长的职务任命决定权。[24]由于全国人大会的惯例是在每年三月份，地方人大会一般是在年初召开，所以如果是正常换届时的任职，地方党委任命党组书记、代院长一般是在年末。在美国立法例上，不仅联邦法官要由参议院批准任命，而且除联邦最高法院外的低审级法院亦是由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此外，亦因享有合宪及获得学理支持的人事任命权，地方人大内司委、法工委在对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的工作协调上，有超过党委政法委的更强的案件协调能力。
其第29 条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考察前，讨论决定或者决定呈报前，应当充分酝酿。但是，对人大之于法院，理论上，至少有人民主权等学说支持。
由此就避免在此后正式的人大会上，突然出现政治被动局面。一般情况下，协管方应在接到征求意见函后一个月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不复的，可视为没有意见。
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推荐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事先向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或者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介绍党委的推荐意见。著名的中共中央 1979 年 64 号文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都应当从具有相当于同级党委常委条件的干部中慎选。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条块关系。[27]院长候选人产生后落选即成为制度现象。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传统学术思路亦由此切入关注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见 James C．F．Wang，Contemporary Chinese Poltics：An Introduction，New Jersey：Prentice all，2002，pp．161 － 177。[2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力争在解决执行难上有所突破——在全国法院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现场会上的讲话》（2006 年 4 月 26 日），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2006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1954 年和 1982 年《宪法》规定的中国政体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架构上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在今天，抓住习惯宪法之根本的最好方法可能（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是称之为‘政 － 法的（political-legal）的方法。
[32]时任委员长李鹏在 2002 年 11 月 18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向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谈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体会，当前，许多省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组织上有了保证。所以，必须下决心提高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干部的质量，限期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选调一定规格的政治上强、身体较好的干部充实两院系统，使两院树立起权威。
[5]参见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translated，edited and with a introduction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1991，pp．196 － 244。基于工作协调、配合等关系，书记会对人大极力反对的非政治原则事务较少强力扭转。
由于副院长一职也需人大常委会任命，拟任职人选连副院长（代院长）的身份也无法获得，而仅以法院党组书记的窘迫身份长期主持工作。[22]除了机构、组织、人事之外，在法院的业务活动中，在审判、执行清案中，有较大政治、社会外部性或涉及到与公安、检察院、政府其他部门的协调时，法院会无能为力。……到办事员：十至十五级。在地方法院院长产生的问题上，作为块块的上级党委和本级党委与拟任职法院的上级法院之间，对人选各有不同支配关系。
如解决执行难，在通过提高法院执行机构规格、扩权等方式无效后，法院认识到执行难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性矛盾，要彻底解决执行难，单靠法院一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标本兼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1996 年 8 月 1 日，法发[1996]25 号。
为了避免选举僵持，将挑剔释放于事先，在干部选拔程序上，设置了酝酿程序。[28]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下），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74 － 475、第 502 －503、第 898 及第 899 页。
[25]《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75 页。在武装夺权年代确立的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地方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考量意义。
中院院长配备副专员一级干部，审判员一般配备副处一级和科一级干部。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复杂，政治任命引入多极力量之后，图景会非常繁复。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5 年 2 月 9 日）第 27 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 年 7 月 9 日）第 32 条。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较之中央地方关系更重要的是条条与块块关系。
在具体实施表现上，地方人大常委会发展了多种形式，比如人大常委会对法院新任审判员、副庭长、庭长进行资格考试，以书面闭卷方式测试宪法、法律和政治常识，不及格者不予以任命。上级党委在法院院长这一人事任免上，在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的前提下，细致考虑法院院长人选与本级党委、政府、人大等部门的是否相容，聆听本级党委的意见，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下级关系时发挥两个积极性[25]这一基本政策的表现。
同时两院自身有自卑感，结果往往关门办案，同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少。[17]通过调整法院院长职级、下管一级等组织措施，法院院长的任命决定权在党委内部归属于上级党委，但是法院所在地的本级党委对于法院院长产生的份量绝非无足轻重。
[2]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各省、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政府之间也有上下协调、权力划分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地方人大、政府、政协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都要首先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最终是党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县/区委员会的权力层级关系。[4]现代的话语彻底合并了‘宪法和‘法律、‘法律和‘法院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描述这一特定范畴的语言。
